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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

有头有脸! 作者:读写作文网 我要:
来源:读写作文网 栏目:传统经典 时间:2019-02-14 阅读: 人/次 字号:[--]

陈平原: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

陈平原,男,汉族,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、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、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。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、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、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、图像与文字等。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(1991);获全国高校一、二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(1995,1998,2003)、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(集体,1999)、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(集体,2001)、第一、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(2002,2006)、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(2006)、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(2006)等。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《中国大学十讲》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《大学何为》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》等著作三十种。

这是一门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性质的选修课。以往,前两周试听,第三周起才正式选课。现在不行了,要求你们尽早决断,这一周就必须网上选课。据说是电脑管理,铁面无私。可我更喜欢以前那种选课方式,我试讲,你试听,双向选择,很有人情味。让不幸“误闯白虎堂”的学生坐立不安,对你我来说,都是“罪过”。
依照惯例,必须有个“开场白”,以便大家明了这门课的宗旨、性质、内容以及讲授方式。今天,就围绕这份发给大家的“阅读文选”,略为展开。正式选课的同学,课后登记一下,统一复印相关文章,这样方便,而且便宜。
这节课主要讨论五个问题:第一,关于“学术文”;第二,何谓“Seminar”;第三,作为训练的“学术史”;第四,什么是“中国现代学术”;第五,学术文章的经营。
一、关于“学术文”
以“现代中国学术”为讨论对象,类似的选修课,十五年来,我开过好几轮。跟以往有点不一样,这回少了一个“史”字,背后的原因,是希望突出文本细读,而不是宏观论述。相应的,教授的方式,也由演讲式的满堂灌,转化为如切如磋的师生对话。还是谈论“现代中国学术”的演进,但不再一味高谈阔论,而是落实为若干代表性文献的阅读与讨论。这里牵涉两个问题:第一,学术文,第二,讨论课。而所有这些,说夸张点,都是渊源有自。
请注意,我提供的,不仅仅是历史文献,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“学术文”。关注“学术文”,将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,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,这是老北大的传统。大学中文系的任务,除了知识传授,还有写作训练。比如,1931年秋,北大国文系新添“新文艺试作”课程,分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四组。散文组指导教师:胡适、周作人、俞平伯;诗歌组指导教师:徐志摩、孙大雨;小说组指导教师:冯文炳;戏剧组指导教师:余上沅。负责具体指导的教员,日后多有变化,但这课程是延续下来了。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“各体文习作”、“创作实习”等课程,由于汪曾祺在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、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中的精彩描写,而广为人知。换句话说,学院里的文学教育,包括写作课程的开设,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但所有这些,都属于“文艺文”。“学术文”呢?中文系的研究生中,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,毕竟是少数;从事学术研究的,应该说是主流。那么,这些日后的专家学者,是如何习得“学术文”的写作的,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追究?
这件事,说实话,以前我也没细想。因为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老北大讲义,才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。远隔千山万水的巴黎法兰西学院,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,而且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,这点让我喜出望外。这些讲义,版式统一,有油印,也有铅印,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,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。其中油印讲义共7种12册,铅印讲义则有5种14册,我在2005年第3期的《读书》上,专门做了介绍(参见《在巴黎邂逅“老北大”》)。跟今天论题相关的,是沈(尹默)的《学术文录》和叶浩吾的《学术史》(内文《中国学术史》)。后者是个人著述,前者则依次收录章太炎《文学略》、《韩非子显学》、《礼记礼运》、陆机《文赋》、《史通模拟》、范晔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、章学诚《诗教》、《庄子天下》、《史记游侠列传》、《礼记中庸》、《典论论文》、《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》、《检论儒侠》、《国故论衡论式》、《孔子世家》等。怎么看待章门弟子在民初北大的影响,我在《老北大的故事》以及《中国大学十讲》等著述中,都有所涉及。这里只想指出一点,这些“学术文”的讲习,主要目的不是呈现中国学术演进线索,而是培养“学术意识”以及“文章趣味”。
之所以敢如此断言,是因为得到一位藏书家的帮助,我又发现了三种线装铅印的老北大二、三十年代的讲义,同样显示这一旨趣。第一种,“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”一年级《国文》讲义,主体部分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作品选,后面附录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导言以及胡适的《<国学季刊>发刊宣言》。第二种,国文系一年级《诗选》讲义,后附胡适《<孔雀东南飞>的时代考》(出自《白话文学史》第六章)、梁启超《<古诗十九首>考证及批评》(包含他人相关论述)、胡适《南北新民族的文学》(出自《白话文学史》第七章)。第三种,国文系四年级选修课讲义《学术文选学术文习作示例》,包含梁启超《释“四诗”名义》、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、(胡适)《校勘学方法论——序陈垣先生的<元典章校补释例>》、冯友兰《原儒墨》、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等。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师们,到底是如何开展教学的,需要很多细节才能复原;但在不同课程的讲义里,附录若干“学术文”,明显有提供样板,以便学生追摹的意味。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。
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,如何展开思路、结构文章,怎样驾驭材料、推进命题,对于研究者来说,并非自然天成,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。不是说有观点、有材料,就一定能写出合格的学术论文。当然,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,耳濡目染,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无师自通的;但若有师长点拨,入门岂不更容易,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
二、何谓“Seminar”
摒弃“通史”或“概论”,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,引导学生阅读、思考,这一教学方式,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,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《文论要诠》。
抗战中,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“文学发凡”,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、骈文、散文三部分。起初选文太多,一年讲不完;于是,只好重编。讲义没编定,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;顺理成章的,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。1948年,叶圣陶为其易名《文论要诠》,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。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,又改成了《文论十笺》。讲的是“文学理论”,但并非搭个空架子,再往里面塞例证;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,在笺证中阐释。比如,通过笺证章太炎的《文学总略》来“论文学之界义”,通过笺证章学诚的《诗教上》来“论文学与时代”,通过笺证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来“论文学与地域”,通过笺证陆机的《文赋》来“论制作与体式”等。
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,对我很有启发性。1997年秋,我曾专门赴宁,向已赋闲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请教。谈话中提到,我准备编“中国现代学术读本”,作为讲授“中国现代学术史”的教材,程先生很高兴,大声叫好,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《五朝学》,说这是大文章,好文章,一定要入选。很可惜,岁月蹉跎,“读本”至今没有完成。不过,把程先生教授“文学理论”的这个方式,转为讲授“现代中国学术”,我还是略有推进的,那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。
这门课,形式上是讨论课,或者叫“Seminar”。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,又基本上被遗忘了。为何大发感慨?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。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,称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”,“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,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”。至于“本校一年以来,设研究所,增参考书,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”,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(《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》)。两年多后,北大公布《研究所简章》,开篇便是:“研究所仿德、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,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。”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,虽拨了点经费,但难以为继,很快风流云散;因而,蔡校长日后回忆,谨慎地称之为“拟设”。直到1921年11月28日,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《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》,获得了通过。第二年1月,研究所国学门才正式成立。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,包括顾孟余、沈兼士、李大钊、马裕藻、朱希祖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周作人等;另外,还聘请了王国维、陈垣、钢和泰(俄)、伊凤阁(俄)、陈寅恪、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。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、歌谣、风俗调查、方言调查、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。此后,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生教育,逐渐走上了正轨。
可是,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,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等缘故,中国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,独立培养学士、硕士、博士,如此宏图大业,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实。此前,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,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,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。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,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,也是为了跟国际学界接轨。最近几年,随着高校大量扩招,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,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各类研究生37万人。现在的中国,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,连博士生总数也都“天下无敌”。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,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。
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。什么叫“德、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”?简单地说,就是讨论课,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;而不是演讲课,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。演讲课上,教授妙语连珠,挥汗如雨,博得满堂掌声;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,只是一个旁观者,闭着眼睛也能过关。讨论课则不一样,学生是课堂的主体,必须在教授的指挥、引导下,围绕相关论题,阅读文献,搜集资料,参与辩难,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。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,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,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。可在很多大学里,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,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,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,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。似乎只有这样,才是认真负责。如此规章制度,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,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,效果很不好。
在北大,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,学生可以自由选课,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,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,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。对此,我深感不安。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,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。教授是风光了,讲到得意处,掌声雷动。可我知道,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。想改变这个状态,很难。不说别的,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,椅子是固定的,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,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。我不只一次说过,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,先从一件小事做起,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。呼吁了好些年,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,在新建的教学楼里,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。
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,对听讲者来说,压力大大增加。以我的观察,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,普遍要求很不严格。单以阅读量来衡量,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。我们也开参考书目,但没他们多,而且不抽查,看不看都无所谓。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,不可能只带耳朵,或者睡眼惺忪。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,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,学会倾听与争辩,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些技能,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讲,是学不到的。我不太相信“快乐教育”之类的说法——幼儿园可以,大学不行。并非“不打不成器”,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,哪些课必修,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,绕不过去的时候,你就必须直面“惨淡的人生”以及这些一时看来“枯燥乏味”的课程。提倡给学生“自主性”,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,而不是随意缺课,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梦乡。
最近十几年,类似的讨论课,我试验过好多次,效果都很好——尽管因转移教室,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,我只好妥协,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,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。看今天这个样子,原先设想的讨论课,十有八九又要泡汤了。